张广海 | 中国共产党早期文化组织实践考述（上）

太阳社《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

编者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文化战线，加强党内文化组织建设，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勃兴奠定了组织基础。以往的左翼文化研究多侧重左翼文化人本身的活动，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论述很不充分。张广海博士充分利用革命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细致考辨当事人回忆中的疏失，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中共早期文化组织实践的历史实相，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

中国共产党早期文化组织实践考述

张广海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但在最初，工作重心集中于政治宣传方面，对文学和文化领域的宣传及组织工作，着力相对不够。大革命失败之后，经历了血与火之洗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文化宣传和文化组织实践的重要功用，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929年下半年建立了文委，不久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并在20世纪30年代大放异彩。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组建各左翼文化团体、并引导其发展，相关论述已然不少。但对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展开党内的文化组织建设，从而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引领风骚奠定组织基础，相关论述尚极度缺乏，且主要依赖并不完全可靠的当事人回忆。本文尝试从革命档案文献中爬罗剔抉、钩沉索隐，并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力图尽可能准确地还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最初的组织实践。

一、回忆录中的早期

知识分子支部建设

中共开始有系统规划地引导文学界为其服务，要到1929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后期了。但自国民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共产主义文人纷纷从广州、武汉、芜湖等地转移到上海，并重操文学旧业，文学领域的政治工作也开始逐渐提上中共的议事日程。首先是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孟超等中共党员创建了太阳社，中共在其中设有约两个党小组。据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答应参加了太阳社。[1]其次，创造社在大革命时期虽然转变成左倾革命团体，共产主义色彩尚不重，大革命后，其元老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入党，阳翰笙和李一氓这两位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党员也经郭沫若介绍加入创造社，而创造社活跃的“小伙计”潘汉年则在1926年就已入党，中共在创造社中也建立了党小组。1928年9月之后，随着后期创造社新进成员陆续入党，中共实际上已经基本掌握了创造社。

值得一提的是创造社新进成员，正是他们以激烈的批判行动，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宣传风潮，导致了激烈的“革命文学”论争。论争展现出了文学和理论宣传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因此引起中共注意。约1928年5月，党中央派出中宣部秘书郑超麟具体指导尚非党员的创造社新进成员，时间达两个月，直到7月下旬郑超麟被派往福建工作。1928年7月17日，在留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应该就是在郑超麟汇报工作之后，留守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指出：“创造社有公开活动的作用，要继续保持联系，以后要在革命文学和理论方面多发挥作用。翻译理论书籍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有计划地做下去，最好用‘创造社’或其他名义出版，在出版发行上给以帮助；其成员将来是要分化的，少数政治上好的可以秘密吸收入党。”[2]约两个月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主力成员都相继入了党[3]，他们后来也成为筹建文委以及左联、社联等团体的主力。

后期创造社《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太阳社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之间成立[4]，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主力成员还有徐迅雷、楼建南等，均系以文学或艺术为主业的党员。钱杏邨在1938年写道：“一九二八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当时‘中共’干部参加的，有秋白、杨匏庵、罗绮园、高语罕等。”[5]其中，除了瞿秋白是因为和蒋光慈有私人交谊而被拉入，其余主要因为流亡至上海，需要暂时在社内过党组织生活。太阳社因为承担了接纳流动党员的职能，所以内部的党组织情况便相对复杂。

据钱杏邨夫人戴淑真（时与其共同生活）回忆，太阳社成立不久，便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北首建立了一家书店——春野书店，“社内还建立了党的组织，春野支部，隶属闸北区委领导”。[6]钱杏邨自己也说：“太阳社支部，又称春野支部，属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叫文化支部，翰笙负责过文化支部。”[7]这里所说的“文化支部”，显然指的是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而不是太阳社支部，从由创造社的阳翰笙曾负责便可明了。不过令人生疑的是：既然中共在太阳社建立的是支部，而按照中共的组织体系，支部下级是支分部或党小组、上级是区委，为何太阳社支部会隶属于应该是平级的第三街道支部呢？

夏衍的回忆则是，当他在1927年5月底或6月初入党后——

过了一段时间，郑汉先告诉我，我的组织关系编在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并带我……去找孟超，告诉我他是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即孟超、戴平万、童长荣、孟超的夫人和我，代表区委、支部来领导这个小组的是洪灵菲。不久。钱杏邨代替孟超，当了组长。除我之外，这个小组全是太阳社的作家。后来据钱杏邨说，闸北区的第二、第三两个支部，都是不久前才组成的，其成员大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以后，从各地转移到上海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8]

根据夏衍所在小组成员基本全是太阳社成员推断，其加入太阳社成员所在小组的时间，多半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太阳社党员不止这5人，所以可以从夏衍的回忆推知，太阳社内的党小组肯定不止一个。但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并未提到太阳社内有支部存在，而只提到党小组，党小组则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

戴淑真的表弟严启文，当从芜湖辗转流亡至上海后，据说也被编入春野支部，而且还曾担任春野支部第三任书记，他回忆说：

春野支部也称文化支部，除本支部党员外，还负责收纳因各地白色恐怖而逃避到上海的党员，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看活动能力，各取所长，有的到工厂去拉工人运动，绝大多数在文艺界。[9]

所谓的春野支部是“文化支部”，未见人提起过，常见的说法是第三街道支部才是文化支部，那么春野支部是否就是第三街道支部？亦无证据。创造社的党小组负责人阳翰笙也回忆到了第三街道支部，但没有提及“春野支部”：

在创造社里，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与太阳社相比，他们的党员很多，可能有二十多人，他们大概有两个党小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这个第三街道支部，最先担任书记的是潘汉年，我也是支部成员。[10]

阳翰笙把太阳社的党组织称为小组，并称有大概两个，和创造社小组同属第三街道支部。这和夏衍的回忆契合度极高。[11]据阳翰笙说，第三街道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因为闸北区委领导文化工作有困难，就交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由宣传部长李富春负责[12]，“担任文化支部书记的，最初是潘汉年，后来我也做过”[13]。钱杏邨也曾说阳翰笙负责过文化支部，二人说法互相印证。那么，太阳社的党组织（不管是否有支部），是否确实属于第三街道支部呢？钱杏邨回忆，第三街道支部曾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开会，解决二社的论争，似可佐证之。[14]而解决创造社和太阳社论争的时间，为1928年四五月份。

1928年9月入党的创造社成员李初梨，也说自己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声入党后，被编入闸北区第三支部，并说：“这个支部后改称为文化支部”。[15]

据以上回忆，似乎可以断定：从1927年底到1928年间，太阳社和创造社内部都各有党小组存在，太阳社内部起码有两个，创造社内部则有一个，这些党小组都归属于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领导，该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至于太阳社内部的春野支部，虽有多人忆及，但其存在略成疑问。

然而问题在于，根据中共闸北区委的组织史料，在此时间段内，不仅没有春野支部（或太阳社支部），连知识分子属性的第三街道支部也不存在。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二、文化党团和

文化工作者支部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确实在1928年上半年就开始介入文学领域的活动，比如具体干预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的论战。党史学者刘文军曾根据相关档案材料论述道：

随着党在创造社、太阳社中影响的扩大和力量的加强，这些团体中的党员很快就在各自所属的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工作，但他们的活动多是分散的，不统一的。为了加强各文化单位和团体中党员的联系，统一各文化团体和单位在公开文化活动中的方针，1928年5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组织起了文化工作党团。文化党团有委员5人，其中潘汉年为党团书记，潘梓年、孟超、李民治（李一氓）和一位姓万的同志为委员。文化党团主要讨论领导文化运动的内容问题，分别与各文化单位中的党员发生联系传达省委宣传部的方针。文化党团成立后，为解决文化界内部的矛盾和加强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如由李一氓出面，召集创造社成员谈话，帮助他们解决内部冲突；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双方开联席会议，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相互攻击，对于双方攻击性的文章，党团决定不予发表等。[16]

刘文军所据为“潘汉年档案”[17]，这份材料笔者目前还看不到，不能具体查证；但文化工作党团的成立及成员构成均有细节支撑，再联系到对文化工作党团具体活动的论述，亦符合其时“革命文学”论争较深层的细节，故而大体是可信的。[18]文化工作党团，显然不是党支部，而是文化领导机关。“党团”在当时的含义有二，一为党和团之统称，一为在群众团体中设置的党组织。此处显然不指党和团，而指的是第二种含义。由此可以推断，文化工作党团，乃植根于太阳社、我们社和创造社等社团内部的党的团体。但太阳社和我们社都几乎纯由党员构成，党团活动的空间较小，所以文化党团必定更主要是在创造社等团体内活动。[19]潘汉年作为较资深的知识分子党员，以及时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李富春旧部，且富有组织能力，成为党团书记不出意外。5位委员中，潘梓年是潘汉年堂兄，曾在济难会活动，似不属于文学社团，当时刚刚结束《北新》的编辑工作，孟超是太阳社成员，李一氓是创造社成员，万姓同志不详[20]。可见中共也注意到了文化领导机关中代表比例的均衡。

文化党团和文化工作者支部书记潘汉年

约两个月后，即1928年7月初（或稍早），文化党团组织创建了“文化工作者支部”。[21]该支部的第一次报告，详细记录了全部支部成员的分组和名单：

1.本支部同学共二十一人，分四小组，每组同学姓名及组长开列于下：

第一组，组长  李民治

李民治，欧阳继修，富（傅）克兴，潘梓年，章进，潘汉年。

第二组，组长  洪灵菲

洪灵菲，杜国庠，戴平万，李春锋，秦梦青。

第三组，组长  杨邨人

杨邨人，楼建南，蒋先（光）赤，严启文，范香谷。

第四组  组长  候鲁司（侯鲁史）

侯鲁史，钱杏邨，孟超，陈莫归，徐承杰（迅雷）。

2.干事名单：

（书记）潘汉年，孟超，李民治。[22]

其中四位成员——章进、李春锋、秦梦青、陈莫归，因为未见有作品或事迹流传，暂时难以断定身份。[23]除掉他们不列入统计，第一组除了潘梓年不能确定，全是创造社成员；第二组全是我们社成员；第三组除了范香谷是《泰东月刊》编辑，全是太阳社成员[24]；第四组除了侯鲁史不能确定，也全是太阳社成员。[25]

以上文化工作者支部，囊括了当时大多数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党员作家。分组基本上依据既有社团，创造社一组、我们社一组、太阳社两组，则兼顾了管理的可行性。费心建立这一支部，中共加强对文学家引导的意图十分明显。支部还规定：“每组准每周开会一次，干事会派人参加。干事会每周开会一次，请省委派人参加。组长联席会议每两周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26]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每周一次的活动频率，对于文学家来说，可谓较高。而从对会员、组长和干事，全做了独立的开会要求，也可以看出中共正试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对党员文学家的领导，以消弭他们之间的矛盾，增强凝聚力。此一举措应该和以任弼时为代表的留守中央的较开放举措有直接关系。但主要的推动和操作者，当系江苏省委临时代理书记李富春和文化党团书记潘汉年。[27]

文化工作者支部，与5月成立的文化党团相比，一为党支部，一为负有领导职能的党的机关，性质不同，但统合党员文人的功能相似，都显示出中共在文艺政策上的重要调整。而党团委员和党支部干事，也有三名成员的重叠，为避免政令多出，文化党团和文化工作者支部干事会，或许是一体化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文化组织工作上花费了一番功夫，但考察中共上海闸北区的组织史料将发现，文化工作者支部并没有能够实现有效运转，甚至寿命几何都大成疑问。这也许可归因于，中共当时其实仍把绝大多数精力倾注于军事和政治工作，而党内政策变动又十分频繁。

三、上海闸北区早期

知识分子支部变迁考辨

据1928年8月的闸北区党支部数据报告，当时闸北区知识分子性质支部仅3个，为暨南支部（10人）、劳大支部（4人）、尚公支部（6人）。而且，整个闸北区的中共党员中，知识分子仅20人，占比为8%，相较同时期上海其他区的数据，比如法南区的78人、占比20%，吴淞区的79人、占比33%，数值要低很多，不太符合闸北区知识分子党员大量集中的状况。另外，闸北区当时计有30个支部，也并无名称为“街道”或“文化”的支部。[28]三个知识分子支部，均来自学校——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和尚公学校（小学），成员当系大学生和教工，并无太阳社和创造社等文学组织的支部。而闸北区委9月的报告也显示，闸北区一共有30个支部，数量未变。暨南、劳大、尚公，这三个知识分子支部也仍在，人数未变。[29]其中劳大支部显示上月人数为3人，则可知数据的统计时间，和8月报告相同，当为8月或7月。如此来看，9月报告，似也没有把太阳社和创造社涵盖在内。但是，9月报告的表格并未给每个支部标注性质，而在文字表述部分，则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支部，第二、暨南、尚公、劳大支部，小资产阶级的色彩非常浓厚，区委应加以严厉的纪律，督促其工作。”[30]可知，第二支部也是知识分子支部，查表格，第二支部“本月”有20人，“上月”有22人，有干事会，说明文字为“小组会能开，但不能都到”[31]；再检视8月报告的数据，第二支部为20人，有干事会，备注文字为“小组能开会，不能都到”[32]。可知二者必系同一支部。因而8月报告的表格标示第二支部20名成员，全是工人，为标记错误。[33]

而根据时间、支部人数来判断，这个第二支部，极有可能就是文化工作者支部。到了10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据闸北区委10月份的工作报告，这个小资产阶级色彩“非常浓厚”的第二支部，被解散了：“第二支部在上月本来有二十二人，因为他们的生活的关系，开会不能都到，因此第二支部分别编入其他组织。不过，因为他们生活的浪漫与住址的调换，一部已有组织，而其他一部分尚在与区委直接发生关系。”[34]同时被解散的还有只有5名工人、无干事会的第一支部，解散后合并成立了新的第一支部，具有干事会，也能召开支部会。对于新的第一支部，表格“说明”栏填写：“第二支解散后成立的。”而其他新成立的支部则仅填写：“新成立的。”[35]则似乎表明第一支部和原第二支部有较直接的继承关系，再考虑到新的支部表格中，非工人支部并没有几个，且成员数均不多，不太可能容纳较多分流出来的原第二支部成员，则这个没有标示人数（仅标示有女成员1名[36]）的第一支部，很可能较多地接受了原第二支部的成员。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原第二支部成员，多数重新编入新的第一支部，其余加入了其他支部，或暂时还未归入支部。而第一支部此时便成了闸北区最大的知识分子支部。

至此似乎可以做一推断：除非1928年7月成立的文化工作者支部脱离了闸北区委，直接归属江苏省委管辖，则闸北区原第二支部和新第一支部，必定是太阳社、我们社和创造社中多数党员所属支部。那么，文化工作者支部可能脱离了闸北区委管辖吗？因文化工作者支部系省委宣传部直辖的文化党团创建，此一可能很大。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倘若脱离了闸北区委管辖，那么脱离了多久？

1928年11月，李维汉受中共中央之命开始巡视上海各区委及基层支部，留下了数十万字的巡视日记，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与文化活动有关的内容。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间，李维汉曾和闸北区“书组”（书记和组织干事）谈话，据谈话记录，当时闸北区起码包含四个知识分子支部，分别为“第一智支（无职业者）、第二智支（广东来的）、第三智支（反日）、第四智支（创造社）”[37]，则可知创造社所属支部仍然归闸北区委管辖。但其中并未提到太阳社和我们社。1928年12月18日举行的闸北区宣委会议则透露，闸北区其实包含五个知识分子支部，闸北区常委决定：“将五个智识分子（支部）取消合编一个支部，从中选几个积极分子参加支部，强健支部干事会，使干事会负起责任，同时将区宣委解散，宣委工作交整个支部做。”[38]这一决策，与7月文化工作者支部的建立，思路大体一致。

反对将知识分子支部笼统合并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

但李维汉在会议上表态：“我不赞成把智识分子笼统编一支，如晓山及创造社各有近十个同志，应各单独编一支，其余流动分子可合一支部。”[39]“晓山”指“晓山书店”，是我们社出版机关。我们社和太阳社虽有区别，但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社主力如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都加入过太阳社，加上仅我们社的党员不太可能有近10人，因此“晓山”应该包括太阳社在内。[40]而其时创造社内部的党员，若不包括文化工作者支部中的成员，也不可能达到10人。晓山和创造社的党员，加起来约20人，也和此前闸北区第二支部人数相当，那么可以推定：闸北区第二支部主体重新编入第一支部后，第一支部结合其他知识分子支部，不久后又改组建立了5个知识分子支部，命名分别为“第一”以至“第五”。而文化工作者支部的成员，即便当时曾脱离闸北区委管辖，也很快就又复归闸北区委管辖，编为第二支部（或文化工作者支部本身就又名第二支部）。

李维汉的意见后来获得采纳，在他12月23日所做调查记录中，有如下记载：“此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五个智识分子支部，除宣传×二支及创造社，晓山二支保有外，余解散合编一支部。”[41]但这句表述颇含歧义：若真是“宣传×二支”和“创造社、晓山二支”都保有，就只剩下一支了，一支又谈何“解散合编”？所谓“宣传×二支”也不知详情，看名称可能是区委宣传系统支部。李维汉在和闸北区“书组”的谈话记录中，曾提到“宣委即第一支，无工人”，则可知“第一智支”应该就是宣委支部。宣委成员多系职业革命家，当然是“无职业者”。[42]此“宣传×”支部也应当就是“第一智支”。“宣传×二支”中的“二支”，很可能指第一知识分子支部，包含两个支分部（可能一为宣传、一为×），也有较小可能是衍文。而问题仍存：创造社和晓山是合属一支，还是各为一支呢？不论前一“二支”指“二支分部”还是为衍文，二者似都应合属一支。但也有可能后一“二支”指的就是创造社和晓山“二个支部”。比如有可能晓山就是“第二智支”，该支部为“广东来的”，符合我们社成员基本来自潮汕地区的状况，而太阳社主力之一杨邨人也是广东来的。当然，这一推断缺乏更有力证据。但不管晓山是否属“第二智支”，创造社和晓山在李维汉调查时即应本属两支，只不过这里的“两支”更大可能是同一支部的两个分支，因为若考虑到李维汉曾表述“应各单独编一支”，则可知当时创造社和晓山还不是“单独编一支”，所以二者同属一支、但各为支分部的可能更大。[43]李维汉这句表述，意思应该是：五个知识分子支部，除了第一知识分子支部（含宣传与×二分支）和第四知识分子支部（含创造社与晓山二分支），均解散合编为一个支部。现在尚不清楚第四知识分子支部保留后，是否创造社和晓山，各自立即就编为独立支部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久后，创造社和晓山便各自独立了——显然，这体现了李维汉的意见。和闸北区委“合”的思路不同，李维汉倾向于“分”，尤其对实力较强的文学家党员支部，李维汉反对将它们“笼统”合并。如果说“合”是为了便于管理与集中力量，“分”则可能是基于对知识分子支部独特性的考量。

据1929年4月10日的《闸北区支部状况统计表》，此时有五个知识分子性质支部，分别为：创造社支部（6人）、晓山书店支部（9人）、时代支部（8人）、尚公支部（5人）和流动支部（20人）。暨南支部（8人）和劳大支部（5人）仍然存在，但支部性质定为“学校”。在创造社支部的“领导作用”栏中，填写“文化党团颇起作用”。[44]此文化党团，显然就是1928年5月成立的“文化党团”。这一文化党团，同时还负责太阳社和我们社（多半还有其他文化团体），中共将这些社团作为一个整体设置了党团。因为后二者就性质而言，仍然是群众团体，按规定应在其中设立党团。若联想到文化党团的成立，源于中共组织协调主力成员尚非党员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则其成立的原因便十分显豁，其活动的主要范围也必是在非党员成员较多的创造社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表显示闸北区开始有了“街道支”，仅1个，成员3人。但是，到了1929年5月，据《闸北区支部情况统计表》，闸北区街道支部的规模获得极大发展，已经有5组街道支部，16名成员。而这些成员，“全是智识分子”。[45]而据同属1929年5月的《闸北区组织状况统计表》，闸北区有学校成分支部3个，文化成分支部3个，街道成分支部3个。两组表格“街道”支部数目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前者的“街道”指的是名称，而后者的“街道”指的是“成分”。故而，文化“成分”的支部也完全可能名称就叫街道支部。实际上也正是如此，闸北区后来成立的多个街道支部，都是“文化”支部。